在外流亡期间，崔瑗经历了无数艰难，也逐渐冷静下来。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冲动与行事方式。后因朝廷大赦，他得以归乡重返故里。这一切促使他写下了一篇铭文，放置于座位的右侧，常以目示己，以作警惕。
这篇铭文便是《座右铭》。全文简洁有力，内容以“无道人之短，无说己之长”“行之苟有恒，久久自芬芳”等语，表达了修身养德的理念和反思人生的智慧。因为它放置在座位右边，故称“座右铭”。
“铭”这个字，最初的本义是指在金属器物或碑石上刻字，用来记载重要事件、祭祀事由或人物功绩。比如周代常见的“鼎铭”“钟铭”等器铭，多用来记录王命、功绩或祭礼制度。
后来，“铭”逐渐引申为具有自省、自警作用的文字。这类铭文不再刻于青铜器或石碑，而是用于书案、墙壁、书卷之间，常被人每日诵读或观视，用以提醒自己修身齐家治国。
从崔瑗开始，“铭”由外在的记录转向内在的修养。他将铭文放于座右，借位置的固定唤起精神的警觉。久而久之，这种书写并陈设于座右的做法，演化为一种文化传统，进而形成了“座右铭”一词。
那么问题来了：为何崔瑗不把铭文放左边？为何是“右”而不是“左”？
这与古代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“尊右”文化密切相关。自周礼以来，中国人就将“右”视为尊位。古人坐北朝南时，左边为东，右边为西，而右位在天子面前常被视为较高之位。像朝廷中的左丞相和右丞相，右者常为主议之官。
《礼记·曲礼上》曾云：“君右臣左。”也就是说，君主坐中间，右手边的位置是最亲近、最信任的人所坐。由此衍生出“右为尊”的观念。将重要的提醒文字置于右边，不仅便于视线关注，也体现对其警策作用的高度重视。
关于“座右铭”的由来，还有一段与孔子有关的故事常被引用。春秋时期，齐国为纪念齐桓公，在庙中设一特殊容器，名为“欹器”（音“欺”）。此器奇妙之处在于：空时倾斜，盛水半满时端正，装满时又倾覆。
孔子曾带学生参观此庙，他指着欹器说：“这是一种教人谦逊的器物。桓公坐朝时，总将其放在座右，用它提醒自己：为政者应不骄不满，居安思危。”由此，“座右”不仅成为铭文的位置，也成了放置象征性物品的位置。
“欹器”的寓意和“座右铭”的作用如出一辙——提醒人保持适度，莫骄莫满。
东汉以后，“座右铭”的写作成为士大夫阶层修身养性的表达方式。不仅崔瑗一人，后世如唐代韩愈、宋代朱熹、清代曾国藩等人，也都喜欢在书房墙壁或案几上书写自勉之语。
到近代，这一传统逐渐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。比如清代名医叶天士的诊所内，墙上悬有“观病如观火，救人如救亲”之铭；又如同仁堂创始人留下的“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，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”，既是行业规范，又是企业精神。
学校、军营、政府机关，也多见座右铭悬挂其间。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“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”这些话语在特定时代，成为无数人追求理想、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动力。
今天，座右铭的形式更加多样。它可以是一句古语、一句诗词，也可以是一句外文格言。无论形式如何变，它的本质未曾改变——提醒、警醒、鼓励。
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一个好的座右铭，可以在迷茫时给予方向，在低谷时注入力量，在顺境中保持谦逊。它不仅是语言的装饰，更是行为的准绳，是文化传承中凝结的精神结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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